哥斯达黎加《La N ación》报调查报道部由三名记者组成，就是这三人运用数据技术发现腐败网络，把两名前总统送进监狱，推动司法改革，改变国家政治生态。不过现在这个部门已经被解散。
前总统何塞·玛丽亚·菲格雷斯。
前总统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
前总统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富尔尼埃。
詹妮娜·塞尼尼领导哥斯达黎加《La N ación》报调查报道部完成了一系列反贪腐调查报道，把该国十几名政商要人送进监狱，其中包括两名前总统。她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调查采访技巧。
那还不是大数据的时代，三名哥斯达黎加记者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海量数据，运用数据的力量挖掘出一个运行严密的腐败网络，颠覆了三名前总统的生涯，并把其中两名送进监狱，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从而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虽然之后的巨大压力和死亡威胁导致报道组解散、总编辑辞职，但报道已经使整个国家变得更好，其中一名记者还在近日当上了政府发言人。
一切始于卫生部长的神秘豪宅
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怒了，她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帮一名富有的客户寻找他梦想中的房子，可是，就在他们快要签约的时候，这名客户宣布退出。该客户的解释是，他有个慷慨的朋友决定买下这栋房子，然后租给他住———是从开发商那里直接购买，绕过了地产经纪人。这名经纪人的佣金泡汤了，于是开始向自己的朋友抱怨以发泄不满。
那是2003年秋天，这个故事传到了《LaN ación》报记者的耳朵里。《LaN ación》是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首屈一指的报纸。《LaN ación》报社调查报道部的记者们很快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位牢骚满腹的地产经纪人口中那位客户的名字：埃里松·巴尔加斯(EliseoV argas)———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部部长(以下简称卫生部长)。“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她在说什么，”记者埃内斯托·里维拉(ErnestoR ivera)回忆道，“她只是很愤怒地抱怨没有得到佣金。她知道那个人是谁，但她不知道他为何那么做。”
里维拉和同事们嗅到了大新闻的味道。于是，记者们开始挖掘有关巴尔加斯奇特生活安排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揭开一个惊天大丑闻，而这个丑闻将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治建构。在本世纪初，哥斯达黎加就享有盛名———中美洲地区最繁荣、治理最好的国家。但是当《LaN ación》的记者们着手调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分布广泛的腐败网，囊括了该国大批的政治和商业精英。
沿着这条路，他们颠覆了三名前总统的生涯，并把其中两名送进了监狱；他们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他们动摇了由两个主要政党控制的政治生态，对当时那种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治体系给予沉重打击。时任《LaN ación》报总编辑亚历山大·厄比纳(A lejandroU rbina)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没有发表这些报道，那么现任总统可就当不上总统了。”
《LaN ación》报社调查报道部由三名记者组成：詹妮娜·塞尼尼(G ianninaSegnini)、毛利西奥·埃雷拉(M auricioH errera)和埃内斯托·里维拉，他们运用了所有传统报道手段去挖掘新闻。但他们挖到的海量金融和政治信息，促使他们越来越依赖电脑工具去查阅数据库以发现意想不到的关联。当然，人手方面也有局限。“你不可能去采访16万人，”塞尼尼说，“但你可以很容易查询16万条记录。”此外塞尼尼还指出，来自诸如房地产经纪人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的提示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1994年到2014年间，塞尼尼一直是《LaN ación》报社调查报道部的领导者，她在自己记者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跟数据打交道。塞尼尼大学是物理专业，不过她天生喜欢数字，后来她下定决心从事新闻业。没花多长时间塞尼尼就发现，自己可以把对新闻报道的热爱和信息技术结合起来。
在入职《LaN ación》报社后没几年，塞尼尼就向法院申请查询政府扶贫补贴的相关数据，她之后把这些数据和产权登记、车辆注册登记、工资等的数据库进行交叉对比，这么一对比就发现领取补贴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富人，接着就揭露出一些无良政客利用这套程序变相发补助。在另一则报道中，塞尼尼和里维拉利用数据深入研究了一次总统大选期间的可疑竞选捐款，揭露出了一种违规的政治捐献模式，最终促使竞选财务法进行重大改革。
相比之下，2003年的调查报道，开端则是一种低端技术模式。虽然卫生部长巴尔加斯的神秘居所坐落在一个封闭社区，但其相邻的高尔夫球场则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场地。因此，里维拉决定临时客串体育记者，以便能够常驻高尔夫球场，观察记录神秘居所那里来来往往的人。记者们还仔细研究了那栋房子的产权记录和证书注册信息，他们发现一家医疗供应公司“费舍尔公司”(Fischel Corporation)，极有可能就是那栋房子的业主。
塞尼尼设法搞到了曾为费舍尔公司工作过的律师名单，记者们将这份名单与公证记录相对照，很快就确定了，购房行为由费舍尔公司的一名律师操作。在2004年4月，《LaN ación》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卫生部长巴尔加斯居住在一栋豪宅里，而这栋豪宅由费舍尔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出面购买。
新闻产生了一些作用，但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没用。因为记者们无法证实是费舍尔公司出资购买了这栋房子，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次贿赂。巴尔加斯坚称自己住在那里是付了租金的。记者里维拉回忆说“他(巴尔加斯)说‘是的，那位首席财务官的确为我买下了那栋房子，但他只是把它租给了我。任何人都可以租栋房子。’”巴尔加斯还向记者出示了租金账单以支持自己的说法。但是记者们并不相信，他们怀疑这些文件是伪造的。
一套完善而庞大的行贿系统
即便如此，记者们惊讶地发现，巴尔加斯居然立即就辞职了。“我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塞尼尼说，并指出记者们手头仍然缺乏一个具体的交换条件(意思是，假如这是一起贿赂，那么行贿者到底交换到了什么好处)。时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发表声明表示了对巴尔加斯的支持，并严词否认了报纸的报道。然而巴尔加斯的戏剧性辞职似乎证实了，记者们触碰到了什么大事。但是，如何把调查报道推进到下一个水平呢？
记者们说，那是个关键时刻，他们决定去查查看能否从数据中发现点什么。“我实际上对这种想法深表怀疑，”里维拉说，“那是个数字游戏，我看不到它能将我们引向真相。但是塞尼尼开发出了一个系统。”“我们决定对贿赂展开逆向工程，”塞尼尼回忆说，“我们掌握了贿赂内容，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行贿，所以我们开始挖掘社保机构CCSS的每一份采购合同。”CCSS(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险)是负责哥斯达黎加全国医疗卫生系统的机构，巴尔加斯辞职前就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
而巴尔加斯居住的那栋豪宅价值73.5万美元，以哥斯达黎加的标准来说，属于超级贵了。记者们认为，付出这样的代价，行贿者获得的合同应该是千万美元级别的。CCSS的数据库非常庞大，记者们花费了很多天去梳理这些信息，他们查找出了所有有费舍尔公司名字的合同，然后把范围缩小到那些千万美元级别的合同。当这些记者们后来处理类似的公司与政府交易时，也采用这种分析方法。
经过数周的艰苦研究，记者们终于找到了线索：在2001年，巴尔加斯当时是其所在政党在国会的领导人，他策划通过了一项特别立法，授权政府从一家叫做Instrum entarium的芬兰供应商那里购买价值3900万美元的高科技医疗设备。在巴尔加斯及其政治盟友的推动下，议会批准这笔交易仅用了3天时间，这种“闪电战”也使得议会监督程序难以发挥作用。而巧合的是，联合中标的公司中就有费舍尔公司，而且费舍尔公司还是那家芬兰公司指定的哥斯达黎加代表方。
到了这一步，《LaN ación》的记者们开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他媒体组织攻击这几位记者的工作。出身名门的政客们敦促报社的董事会成员控制住调查报道。“而这推动我们前进。”里维拉说。
记者们继续调查巴尔加斯居住的那栋豪宅，发现购买这栋房子的款项来自一家在巴拿马注册的空壳公司，这家公司从海外获得钱款。当记者们去到巴拿马调查这家空壳公司的注册信息时，发现该公司的所有人不是别人，正是费舍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尔特·雷施·费舍尔(W alter R eicheFischel)。这证明了费舍尔出钱为巴尔加斯购买住宅，以换取巴尔加斯帮助批准医疗设备的采购。
但是揭秘过程不止于此。记者们很快发现，费舍尔设立的这家巴拿马公司，还经常在海外支付一些“触动雷达”的款项，而这些款项和医疗卫生服务无关。“我们意识到，钱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给了不同的群体，”里维拉回忆道，“而其中一些钱似乎和医疗卫生服务事宜并无关联。”然后记者们发现了一个线索，直接指向哥斯达黎加最有权势的政客之一———前总统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富尔尼埃(RafaelángelCalderón Fournier)。卡尔德隆是当时的执政党“基督教社会团结党”中一名能量巨大的政治掮客，而他本人则从费舍尔公司获得了52万美元的回报。
感谢大量的财务数据收集，《LaN ación》的记者团队很快发现了一个完善的“台面下的”收集和支付系统，外国公司通过这套系统，以贿赂换取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包括前总统卡尔德隆在内的17人最终进了监狱。哥斯达黎加的立法者通过立法，严格监管游说行为和禁止贿赂。芬兰政府也展开了针对医疗设备合同的调查，并逮捕了一批人。
“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数钱”
不过，最具戏剧性的是，记者的调查工作还扯出了另一系列更大规模的贿赂丑闻，当他们通过费舍尔的账户研究非法支付渠道系统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另一系列的转账，这次的钱款来自法国。“最终我们面对的是用于转移贿款的两套非常相似的犯罪结构，”里维拉说，“其中一套是针对社会保障系统，另一套是针对IC E。”IC E是哥斯达黎加国有电信和能源公司。
当记者们继续研究那些涉及钱款转移的海量数据时，他们发现有120万美元转账到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的账户上。而进一步的发掘则揭示：这名教师是ICE主管何塞·安东尼奥·洛沃(JoséA ntonioLobo)的妻子。“哥斯达黎加是拉丁美洲最后一批仍然维持电信和能源垄断的国家，”Segnini说，“ICE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每一部手机，当你谈论ICE的时候，它几乎就像是一个教派或一种宗教。”那笔钱来自法国电信巨头阿尔卡特，该公司贿赂政客以确保自己能够从IC E获得一份价值3.02亿美元的手机合同。
当然，洛沃并非唯一一名卷入贿赂丑闻的高层，他很快就抽身出来，以便能够在法庭上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结果。“他(洛沃)说：‘是的，我在那儿并非孤身一人，那笔钱是来自阿尔卡特的贿赂，其中的60%最后都到了总统那里。’”塞尼尼回忆说。当这位IC E主管向检察官供认了一切后，仅仅几个小时，塞尼尼就在报纸的头版刊发了这条独家新闻。“他(洛沃)说‘甚至连我都感觉到肮脏，我们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数钱。’”塞尼尼回忆说。
这位问题总统是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M iguelángelR odríguez，1998年—2002年任总统)，他收受了至少14万美元，并于卸任后在ICE董事会谋得一个位置。另一位涉案前总统是何塞·玛丽亚·菲格雷斯(JoséM aría Figueres)，他收受了90万美元，这一丑闻被披露出来的时候，菲格雷斯刚刚抵达瑞士达沃斯，去接受一份与世界经济论坛有关的工作。他很快就被迫辞职，而且一直待在海外，直到2011年12月才返回哥斯达黎加。阿尔卡特公司的贿赂丑闻最终还扩散到了哥斯达黎加之外的多个国家。
培训更多记者掌握数据技术
因此，三名记者如何打败一个囊括了哥斯达黎加最有权势的政客和商业大亨们的腐败集团？“该团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当时团队中的人在技能方面恰是互补的，”毛利西奥·埃雷拉说，“我认为这对团队来说非常重要。把一群相似的人放在一起是个坏主意。”塞尼尼是信奉技术的人，属于书呆子中的“战斗机”，总是愿意尝试新方法。里维拉是非常传统的作者，屡获殊荣的小说家，并不总是相信电脑的方式。埃雷拉的政治观点和他的大部分同事相比存在明显的左倾倾向(鉴于这是一份中间偏右的报纸)，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存在浓厚兴趣。
记者们还指出，这份报纸的总编辑亚历山大·厄比纳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厄比纳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不但具备娴熟的技术，而且拥有绝佳的新闻敏感性。此外，厄比纳还出身于哥斯达黎加著名家族，家庭带给他的社会资本在调查报道期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能够顶住压力保护自己的记者。
“现实情况是，你永远也不可能等到某种理想的环境再披露这些报道，”埃雷拉说，“你必须和同事斗，和报社的老板斗。有些时候编辑们必须处理这些压力。”而总编辑厄比纳也总是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不断地就各个报道事实去挑战记者，督促记者们在出版前尽力获得更扎实的证据。
厄比纳则感谢报纸的出版商曼努埃尔·吉梅内斯·埃切维里亚(M anuel JiménezEcheverría)在情况变得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他。“除非印刷出版了，否则根本无法入睡，”厄比纳回忆说，“你知道明天麻烦大了。在你的脑海里，每一条标题、没一个字都要过一遍，你根本无法入睡。”
推翻一套根深蒂固的腐败系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行动，但是《LaN ación》报道团队的成员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坚持不懈。里维拉利用自己辛苦锻炼出来的娴熟数据新闻技术照亮了天主教堂的黑暗财务，揭露了政府高层官员的逃税行为。塞尼尼打造了一支由程序员和设计师组成的高水平团队，继续推动数据新闻。
不过，荣耀加身的《LaN ación》也由于其高风险报道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多年以来的高压(包括一些死亡威胁)，使得厄比纳于2010年放弃总编辑职位，成为一名投资顾问和乡绅。塞尼尼也于2014年离开了报社。她走之后，《LaN ación》报社解散了调查报道部。里维拉如今在圣何塞编辑一份独立周刊。埃雷拉最近接受了政府发言人的工作。塞尼尼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闻报道，讲述数据作为新闻力量倍增器的威力。“詹妮娜·塞尼尼继续培训拉丁美洲的记者们，并在美洲大陆启发了数以百计的优秀记者，”环球调查新闻网的主管大卫·卡普兰说道。
尽管对于数据和计算机技术抱有极大热情，但塞尼尼告诫，不能片面依赖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但它并不总是准确的。大部分时候数据会出错。因此让我们跳出来，也关注现实世界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情况。”
“詹妮娜·塞尼尼具备那种视野，”里维拉说，“她说‘首先我们需要获得数据库———移民、社会保障、产权、手机、奖学金等所有能够获得的(数据库)。’一开始我很担心使用数据库，我说‘数字本身是不够的’，但是经验告诉我，数字勾勒出了人———人的思想、人的问题、人的野心。人是关键。”
厄比纳则认为，他的同事开创性的调查报道改变了哥斯达黎加，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要说，想保密腐败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今和15年前相比，公务员想腐败更难了。”
“他们从来没想到有人能发现他们如何支付贿赂，”埃雷拉说，“他们不明白，一旦有人发现了运行机制，一切都会暴露于阳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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